出土文物所见中山国的华夏化历程
郦道元《水经注·滱水》曰：“水出中山城之西如北，城内有小山，在城西，侧而锐上，若委粟焉，疑即地道记所云望都县有委粟关也。俗以山在邑中，故亦謂之中山城”，可见中山国之得名本就与山有直接关系，“俗”字表明中山国历代都邑或许都有纳山入城的习惯，如今平山县的灵寿故城遗址的东北部确有一座黄山，其城址大概有意选择在有山的地区。中山国对山的崇拜与信仰不仅体现在城址选择上，也体现在文物中，如出土于灵寿故城东城西南部六号遗址内的陶人俑拜山组合。
陶人俑拜山，华迪威摄于河北博物院
此文物出土于铜炉作业坑的边缘，包括两组三件、共计六件的方锥形陶器和一件陶俑。直立陶俑作圈手拜山状，线条粗犷，形态传神。六件方锥形陶器不仅本身呈山的形状，各组之内中间的方锥形器更高，两侧偏低，组合而观呈现出“山”字形，在人俑面前两侧组成两个“山”字，显然是组合完成的某种与山有关的仪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写的《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认为此件文物应该与其附近的冶炼炉有关，可能是首次开炉铸造器物前用于向山的神灵祈祷保佑铸造成功。
展开剩余70%山川是人类心目中最早的地标，特别是抬眼便能看到的崇高而神秘的大山，似乎可以呼风唤雨，左右周遭的自然与人类世界。对山川的崇拜萌芽于史前阶段，并延续到文明社会。《国语·鲁语下》曾提到：“仲尼曰：‘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社稷之守，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为漆姓。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翟，今为大夫。’”田天指出此段将诸侯国分为山川守和社稷守，是试图说明某些国家政权的建立与山川祭祀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或许可以猜测中山国之所以总是以山为其城之中心，或许是与其早先因山川祭祀而建国的起源方式有关。在中山国城址和中山王墓上建筑遗迹中还常能见到“山”形物件，如“山”字纹瓦当、山峰形瓦钉帽饰件、山形脊瓦、山形瓦钉帽等，中山国出土的庞大山形器更被视为“国徽的雏形”，提示我们其建国与山的密切联系。
中山国山形器，河北博物院藏
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的考古发掘报告于2018年公布，其中一件霸伯山簋值得注意，其由器盖、器身两部分组成，外缘立八个类山峰形捉手，其形态与中山国出土的陶人俑拜山有相近之处，或许中山国在铸造此物时存在对此类中原器型的模仿。
霸伯山簋，上海博物馆藏
除这件外，1992年出土于曲村—天马遗址北赵晋侯墓地的晋侯壶，其顶部也与陶山俑拜山及霸伯山簋有相似之处，皆是模拟山形，而据铭文所言，此壶为祭祀所用礼器。
晋侯壶，山西博物院藏
我们或许可以推断中山国陶人俑拜山也为适用于类似祭祀等场合的礼器，《礼记·王制》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中山国虽非受封于周天子，但自视为一方诸侯，对中原的祭祀文化有所吸收，对其所在地的名山大川定然是进行祭祀的。《管子·牧民》曰：“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祗山川则威令不闻”，史党社指出：“上帝高冷神秘，距离老百姓很远，而山川很近，对山川的祭祀，具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更好的政治、社会效果。”山川物产丰盈，往往蕴含金银铜铁等资源，国家对其展开的祭祀，往往也带有实用的目的。想必以山为其国家象征的中山国，除却国家上层外，百姓也应该是时常亲身参与或旁观山川祭祀的，而这件陶人俑拜山组合无疑是对某个祭祀仪式程序的反映。我们可以看到，中山国已融入进华夏的宗教体系之中，对中原地区的器型及祭祀仪式或许都有所沿袭。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博士 华迪威
参考文献：
1.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第286页。
2.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编：《战国中山国灵寿城——1975—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38页。
3.左丘明著，徐元诰集解，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202-203页。
4.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67页。
5.陈应祺：《从考古发现谈中山国的崇“山”特点》，《河北学刊》1985年第5期。
6.史党社：《秦祭祀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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